深柳读书|生成创新：制度嵌入如何塑造新闻创新差异 ——对三家媒体数据新闻实践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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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深柳掩映下的清净书堂，最是读书人向往的治学之所。由是，我们用“深柳堂”来命名《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推介栏目,以期让同好慢慢品读，细细体味。

本栏目期待能够成为学者们田野归来坐而论道的一方宝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切之，磋之；也欢迎各位读者向作者提出问题，琢之，磨之;我们会精选问题予以回应，奖之，励之。

生成创新：制度嵌入如何塑造新闻创新差异

——对三家媒体数据新闻实践的比较

作者 | 李艳红

内容提要

数字新闻学的新闻创新研究主要侧重于个体和结构主义视角，然而最具理论潜力的互动过程视角则阐释有限。本文试图引入制度主义分析框架，借助三家媒体数据新闻创新实践的比较分析，力图发展兼顾两视角的“个体与组织、结构与能动性”新闻创新分析理论框架：新闻创新被视为一个生成过程，是围绕一个新观念、在新闻组织内部发展并执行一套解决方案，进而落实为新闻产品的过程；这一过程被理解为新闻组织内部不同层次的“制度嵌入”的“创意者”，跟随制度逻辑进行策略性选择的结果；创新差异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被生产出来。这样的框架可推广理解新闻创新的一般性过程。

关键词

新闻创新 制度主义 创意者 数据新闻

正文

在新闻业剧烈变迁的背景下，创新一度被认为是“明亮和闪光的事业（bright and shiny things），是拯救数字时代新闻业的良方。有关新闻创新的研究构成了数字时代新闻业研究的重要范畴，如何将新闻创新的过程理论化，是当前新闻创新研究学者努力的方向。

组织研究学者斯拉彭德尔（Slappendel）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即已归纳出创新研究的三种视角，分别是个体主义观点、结构主义观点以及互动过程观点（interactive process perspective）。个体主义观点意味着聚焦个体，将个体视为创新的驱动力；结构主义观点则强调（新闻）组织内部和外部的结构性特点，视其为创新的决定性力量；互动过程观点则将二者嫁接起来，强调创新是在个体行动与结构性为影响互动的过程中产生。

斯拉彭德尔归纳的这三种视角在数字新闻学的新闻创新研究中均有体现。个体主义视角视新闻组织当中的个体成员为创新采纳和实施的关键主体（key agents），关注微观行动者，包括记者、新闻组织的管理者或新闻编辑室中的IT人员等，他们对技术的感知、“个体的热情和使命感”或与其他成员的互动和整合被认为是促进创新的关键。结构主义观点比个体主义观点在新闻创新研究中更早也更多得到重视。采取这一观点的学者试图揭示出影响和塑造创新过程的结构性因素，尤其是那些与组织策略、组织结构和资源以及组织文化等相关联的结构性因素。如技术社会学者博茨科夫斯基（Boczkowski）通过比较案例研究将组织结构、工作文化以及对于受众的看法这三个与组织的结构性特征有关的因素界定为影响创新发展的因素，这一结论在随后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其他研究的支持。

与上述两种观点不同，被斯拉彭德尔认为最具理论潜力的结合结构与个体主义之互动过程的观点在现有的新闻创新文献中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阐述，成果数量仍然有限，挪威学者斯廷森（Steenson）运用历时的民族志研究方法考察了特稿（Feature）这一新闻样式在挪威一家新闻网站中的应用，归纳出了五个影响创新的因素，他的研究试图兼顾组织层面的结构性因素与基层创意者的个体性因素，但这一研究仅是分列了两种类型的因素，但对这些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过程未有揭示。也因此，他说的“行动与结构之间的复杂的似是而非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充分阐述。

本研究尝试回应这一挑战，通过引入组织研究中的制度分析框架，试图弥合个体与组织视角之间的沟壑，并力图发展一个兼顾个体与组织、结构与能动性的关于新闻创新的分析框架。制度主义或制度观点在1970年代以来即开始被引入组织研究，成为最富影响力的理论之一，对于研究数字创新和转型也提供了一个丰富的观察棱镜不少学者认为，制度主义作为一种发展较为成熟的理论流派，拥有概念和理论化的分析逻辑，对于研究数字创新很有价值，尤其是在当下创新的范围和深度导致了数字转型之时。

下文将首先对制度主义启发的理论命题进行阐述，随后将具体阐述依据这一理论所发展出的适用于分析数字化转型时期新闻创新的分析框架；在完成这部分理论建构的工作之后，本文将尝试把这一框架应用于分析三家新闻组织在数字化转型初期进行数据新闻创新的过程。这一经验分析既是对上述理论框架的检验，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三者的创新差异如何生成。

一、理论视角：

组织研究中制度主义的基本命题

制度主义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关于合法性和权威的写作，至上个世纪50-60年代，其观点基本成形。之后，制度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历次转型，如上世纪70年代开始经历了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的转向。尽管不断面临挑战，但制度主义理论框架的拓展进一步增强了这一理论的活力，对于增进我们对于结构性（社会文化力量）与行动者能动性之间的互动具有重要启示。

制度理论将制度宽泛地定义为广泛共享的规制、规范和文化认知传统。制度主义分析的关键就在于考察行动者的实践如何被现有的结构/制度赋能或受到其限制。一些学者引用伯杰（Berger）和卢克曼（Luckmann）的观点来阐明，制度是社会建构的行动模版（template）或脚本（script）。制度对于社会行动而言的意义，就好像是语法对于言说的意义。因此，制度意味着对个体或集体可能的行为选项的限制。正是因为制度对行为具有上述约束性特征，这使得行为总是倾向于跟随现有的制度逻辑，也因此，制度总是倾向于稳定和相似。

不过，制度理论家也认识到，制度限制并不完全能决定人类的行动。相反，制度是通过提供“正当性”来对行为起到塑造作用的。所谓正当性，指的是关于特定行动是合乎需要、恰当和合适的一种普遍感知和认识。在特定制度下，特定的行为被认为与制度元素一致时，就会被视为正当，或者说，只有被认为与制度元素一致时，才会被视为正当。因此，制度往往通过限制我们所感知的机会和替代可能性为理性设定边界，进而增加特定类型的行为的可能性。

自1970年代以来，制度理论被引入组织研究，是当代组织研究中的一种主要观点。在制度理论看来，组织即是一个微观的制度，它既包括一般我们所理解的结构层面的东西，如为获得组织目标所建立起的正规结构和程序，也涵盖文化层面的内涵，体现为组织成员所共享的对于社会现实、组织目标、身份和规范等的理解。因此，组织成员总是嵌入于组织这样一个社会和文化系统当中，并嵌入于一个关于什么是合适的和正当的行为的社会期望的制度背景当中。组织制度分析的关键因此在于侧重于寻找那些对于组织行为产生限制性的力量（constraining forces）。

本文希望引入制度主义分析的基本概念来研究以组织为单位的新闻创新，两个概念构成了本文的起点：

（一）制度嵌入（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所谓制度嵌入，指的是组织总是嵌入于特定的制度逻辑（institutional logic）当中，后者对组织成员施加要求或需求，限制组织成员的行动选项。制度逻辑这个概念被宽泛地定义为那些对特定场域当中的认知和决策产生影响的信念、实践、价值和假设的模式。因此，所谓制度嵌入的意思即是，组织成员的决策和行为是对制度逻辑的回应，是对组织内部以及组织间所形成的信念模式和实践模式的回应。

按照制度主义学者们的研究，制度逻辑往往通过提供给组织成员以便捷的路径-结果“处方”（prescription），将注意力聚焦于特定有限的议题和解决方案，将它们视为是恰当合适的，以及通过提供给他们关于自我动机的语汇以及自我感等，来影响个体的行为。制度逻辑可能会从总体上塑造个体的实践、他们的利益以及他们的身份认同，当他们顺从现有的制度逻辑所开出的处方时，会得到社会正当性的回报，而当他们偏离这一处方之时则会受到处罚。因此，制度逻辑会鼓励逻辑的再生产和逻辑的稳定性。

（二）制度嵌入的创意者（embedded  entrepreneur ）

这个概念首先强调的是组织行动者的制度嵌入性，即组织行动者总是嵌入于组织场景的制度网络之中，他们的行为和意识被认为总是受到现存制度安排的塑造。按照韦伯斯特词典，“嵌入性”即意味着“被叫做结构的团块包围着，因而被牢固地固定了”。

但是，创意者这个概念也表达了行动者的能动性。所谓创意者，在不少研究中特指组织的管理者如企业家，但也可用于指更为广泛组织行动者，即对特定制度安排有兴趣的行动者，以及那些能够安排资源来创造新的制度或改变既有制度的行动者。

“制度嵌入的创意者”这个概念因此希望将制度的限定性作用与创意者的能动性整合起来用于分析新闻创新的行为。社会学家吉登斯（Giddens）曾经用一个比喻来讲这种嵌入的能动性（embedded agency），他说，“嵌入性”可理解为个体位于一个房间当中，无法逃脱房间的墙对他的约束，但在这个房间内部，个体还是有活动空间的。这个概念因此既强调了制度的约束性作用，但这种约束并不是被完全限定，在这一制度下，个体的行动者仍然可以有其能动性。也就是说，制度脚本（institutionalized scripts）与如何实施（local reenactment）这一制度脚本，二者之间是相互构成性（mutually constitutive）的关系。

二、引入制度主义：

构建新闻创新研究的分析框架

下文尝试将制度主义分析的基本概念引入关于新闻创新实践的分析，搭建一个有助于理解创新行为的普适性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将尤其适用于处于数字化转型过程的新闻组织。在具体阐述这一框架之前，笔者先对几个概念做出澄清，这些概念是阐述分析框架的前提。

（一）澄清概念前提

1.生成创新（accomplishing lnnovation）：创新作为过程

关于创新的看法是提出分析框架的前提。在本文中，所谓“生成创新”，指的是新闻创新是围绕一个新观念在新闻组织内部，由不同层级的行动者持续参与建立以形成解决方案（solutions）的成就过程，它同时也是一套实践模式得以形成并落实为一系列产品的过程。这一看法不同于现有关于“创新采纳”的主流研究传统，在后者，创新往往被视为一个成品，是一个新产品、新服务或新观念被组织采纳的过程。现有的基于量化统计数据分析的创新采纳研究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采纳观”，这些研究聚焦什么因素影响采纳，什么类型的组织在什么条件下更倾向于积极采纳创新等，目的是寻找影响组织的采纳行为（adoption choice）的解释变量，采纳行为往往被测量为采纳或是不采纳这样的二分变量。本文将跳出创新的采纳观，将创新视为一个过程来研究，创新的采纳在本文中因此将不仅仅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持续的行为。

2.双层创意者：整合结构主义与个体主义视角

本文将区分两类创意者，对新闻组织而言，成就创新的过程分别涉及作为组织管理者的高层创意者以及具体参与新闻创新实践的基层创意者。前者一般是由总编辑或社长等构成的决策集体，后者则往往由具体的记者、编辑或程序人员等构成。前者的角色主要是形成有关创新的决策，搭建塑造基层创新行为的“创新结构”，后者的角色则主要是在组织所搭建的“创新结构”的基础上，将创新予以类型化（categorization），并建立起工作常规。双层创意者分别对应的是中观组织层面的分析以及微观个体层面的分析，二者兼顾因而有助于弥合结构主义与个体主义之间的沟壑。

3.创新的生成语境（formative context）

创新总是在特定的语境或环境中形成，这正是创新的制度嵌入特征。本文尝试引入创新的“生成语境”概念来表述创新的制度嵌入特征。西博拉（Ciborra）与兰扎拉（Lanzara）在其关于软件工厂的经验考察中提出这一阐释性的概念，来对塑造创新行动者行为所处的模糊和互动场景进行描述。在两位看来，所谓创新的“生成语境”，即是一系列既存的制度安排、认知框架和想象，它既由参与创新的行动者带来，同时也是创新行为得以形成和建立常规的环境。它构成了行动的背景条件，产生限制，给予导向和意义，并且设定采取行动的机会范围。两位作者这样表述：“行动者，当他们有技巧地执行常规的时候，当他们执行创新并且想象各种提升效率的可能的时候，会受到一个弥漫性的以及深深的关系纹理的影响,这个就叫‘生成语境’。

对于不同层级的创意者而言，他们面对的创新生成语境并不相同。对高层创意者而言，他们在形成有关创新的组织决策之时所面对的生成语境主要是这个组织当时的处境，包括组织已经形成的种种实践模式、物质技术条件以及在过去的历史中所形成的实践和信念价值模式等。对基层创意者而言，他们所面对的“生成语境”则主要是组织高层管理者针对创新所进行的决策，具体包括所建立的新的组织规则、规范、所形成的新的组织文化等，我们将这一由组织所搭建的综合性的结构和文化的支持系统统称为“创新结构”。

（二）理论分析框架

在上述概念澄清的基础上，下文尝试将这一分析框架阐述如下：

1.第一层次的分析是考察作为新闻组织管理者的高层创意者，他/她们究竟如何经验到并对他们所处的制度逻辑进行回应？

具体而言，要分析的是他/她们如何回应创新逻辑的引入，如何形成其创新决策，以及这一创新决策的形成如何受到其所嵌入的制度语境的限制和赋能。对处于数字化转型期的新闻组织而言，本文提出最重要的制度语境是新闻组织在前期所进行的数字准备，那么，前期“数字准备”（digital preparation）如何作为制度脚本（script）为高层行动者提供应对处方的选项，对高层创意者的创新决策的选项进行限制，并促使特定的解决方案显得更为正当和合理，是第一层次分析的关键。

所谓“数字准备”，本文尝试将其定义为新闻组织为与数字技术结合进行新闻生产（包括融合性的新闻生产和跨媒体生产等）所进行的相关条件的准备状况。新闻组织“数字准备”上的差异主要可以通过三个层面进行分析：首先是数字基础结构（digital infrastructure），主要涉及新闻组织是否搭建起了有实质意义的新媒体平台，如原创的新闻网站或移动客户端等作为创新实验可以开展的平台；其次是数字技术基础，这主要包括新闻组织是否建立起了相对稳定的数字技术部门，是否配备了相对稳定的数字技术人才，是否建立了相对稳定的与技术公司的合作关系等；另外，在文化层面，新闻组织是否在组织内部建立起了与技术融合的融合性的工作文化也是“数字准备”的一部分。

2.第二层次的分析是考察作为新闻创新之具体实施者的基层创意者，他/他们又是如何经验到并对他们所处的制度逻辑进行回应？

具体而言，要分析的是基层创意者具体如何实施创新实践，如何建立日常的工作常规，以及，这一类型化和常规化的过程如何受到其所嵌入的制度语境的限制和赋能。对处于数字化转型期的基层创意者而言，由组织高层创意者的创新决策所形成的“创新结构”构成了其开展实践的制度语境，其如何作为制度脚本（script）为基层行动者提供应对处方的选项，促使特定的解决方案显得更为正当和合理，并对其行为选项进行限制，是第二层次分析的关键。

3.第三层次的分析是考察双层创意者的能动性如何体现，“创意能动性”如何与“制度嵌入性”互动并形成创新结果。作为组织能动者（organizational agents）的双层创意者的能动性主要表现在他们各自有关创新的认知和想象上，因此，分析上述两个层次的创意者分别如何将自身的创新认知和想象与他们所嵌入的制度语境进行互动，是这一层次分析的关键。

三、研究方法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源于对三家新闻组织在数字化转型的早期发展数据新闻过程的考察，这三家组织分别是基于广州、以时政新闻为主导的南风窗杂志，基于广州的城市生活日报《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以及基于北京、正在进行杂志和网站二元发展、以财经新闻为主但是涵盖时政新闻的跨媒体公司财新传媒集团（以下简称财新）。观察时期为2012-2015年。

本文是比较个案研究的尝试，比较个案研究往往是对两个或以上的案例提供考察，此项方法“一方面仍然追求单一个案研究所追求的‘深描’，但与此同时其目标则是发现不同案例之间的差异、相似性或模式。这些发现往往有助于发展或验证理论”。作为比较分析的个案，三家新闻组织尽管存在媒体类别（如日报还是杂志）和定位（如《南风窗》定位时政领域，财新定位财经，南都则在内容上定位为更为广泛的综合性新闻内容）等方面的差异，但却均属于以纸媒为基础正在经历数字化转型或融合发展的数字化转型媒体，作为“数字化转型媒体”，它们符合本文探究处于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纸媒如何进行新闻创新这一研究目的，这使我们有机会“同中求异”，探讨在此过程之中三者创新表现之差异如何形成。因此，本文个案选择的目的并非为了在描述的意义上推论到总体，而是希望借助比较的逻辑进行因果机制的揭示，理解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和特征可能如何影响到媒体的新闻创新活动。

本研究的材料通过多种研究方法得来。首先，笔者及研究团队对三家新闻组织从事数据新闻报道的核心成员（其中《南风窗》2名，南都1名，财新2名）进行了陆续多次访谈，访谈主要于2015年2月到6月陆续完成。笔者的2名研究助理则分别于2015年2月至6月间在南风窗和财新各进行了约为期3个月的田野考察。因此，本研究所观察的主要是三家媒体在2015年6月之前的状况。其次，笔者也对三家新闻组织各一名管理层成员进行了面对面访谈或微信访谈。除此之外，这几家媒体的管理者和数据新闻团队成员在行业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公开演讲、接受的访谈，以及以这几家媒体对研究对象的一些行业论文等也是本文的资料来源，我们遍阅了这些文章，以为我们更深入地阐释研究对象提供基础。最后，本文也对三家媒体刊登数据新闻的栏目或平台自建立起到2015年6月期间所发表的数据新闻作品进行了概览和分析。如没有特殊说明，下文中所引用的材料均来自于访谈或田野资料，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尽量缩减了对访谈资料的直接引用。

四、搭建创新结构：

高层创意者如何形成创新决策

面对数据新闻这一新兴的新闻类型，三家新闻组织的高层创意者分别形成了不同的创新决策。

（一）《南风窗》：迟滞搭建保守的创新结构

总体而言，《南风窗》的高层创意者是以相对迟疑保守的方式对数据新闻创新做出反应，其为来自基层的数据新闻创新行动所搭建的创新结构仅具有较弱的支持性，这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南风窗》并没有为数据新闻的生产和创新提供管理上的积极支持。有关数据新闻创新的想法最早由从事为新闻报道配制图表工作的记者D提出并在工作中尝试。针对D的尝试，《南风窗》采取了开放吸纳的姿态，如为有兴趣从事创新实验的记者D配备了一名美编设计师。然而，这家组织却并没有因为数据新闻而激发出持续的机制创新。这表现在，它对于数据新闻的结构性支持很长时间都停留在上述阶段，“两人小组”的数据新闻生产结构一直持续，《南风窗》并没有为其配备进一步的人力和财力。

与迟滞的管理创新相伴随，《南风窗》对于数据新闻的定位始终较为边缘。数据新闻在这家媒体的定位始终是作为一个补充传统新闻的特定门类存在，为一个专门的版面“图说”版提供内容，但并没有被赋予其他拓展型的角色，例如并没有出现让数据新闻成为一种跨边界的新闻门类去整合其他新闻的尝试。

在物质技术架构方面，《南风窗》也并没有为数据新闻实践提供数字化平台。在我们的观察期，《南风窗》虽然已经在尝试做一些数字化转型，比如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也开始建立了自己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App，但这些平台均没有对数据新闻作品产生专门的需求和要求。

（二）南都：渐进持续搭建灵活的创新结构

与《南风窗》的迟滞保守策略不同，南都则为发展数据新闻提供了具有一定支持性的结构，这表现在，进行了渐进而持续的管理创新，赋予了数据新闻以较为核心的地位，并且通过渐进方式为此提供了纸媒和移动数字化的双重平台。

南都进行数据新闻创新的想法最早来自佛山记者站的记者Z，Z于2012年开始即已经尝试运用数据分析的方式来表达新闻主题，发表在自己编辑的版面上。面对来自基层的创新冲动，南都采取了持续和渐进的措施进行管理创新。早期的管理创新出现在基层，当时佛山记者站对Z所提出的创新想法予以了大力度的支持，不仅支持Z独立制作数据新闻予以在版面刊登，还尝试将数据新闻视为一种能够统合不同条线之新闻生产的改革引擎，支持围绕重大选题进行跨部门跨条线的数据新闻制作。协作和统合机制的出现即体现出管理创新的特征。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2013年底所做的关于“全面盘点佛山表现”的大型策划数据新闻作品。当时，这一新闻由Z所在的佛山新闻部全员共同参与，打破了常规的“条线”（beats system）新闻生产的常规，通过从上至下的统合实现了跨条线的新闻生产的协作。

南都围绕数据新闻进行的管理创新且并未停留在基层，而是很快超越地方版，被更高的管理层吸纳。2014年，认识到数据新闻的新兴生命力，该报开始在报社层面设立专门的“数据新闻奖项”，以奖励在这一新兴领域的优秀表现。2014年6月，该报又很快决定成立专门的“数据新闻工作室”来推动数据新闻的专门开展，将其置于要闻部之下进行管理，由此，数据新闻生产有了一个专门的结构，嵌入到了报社的新闻生产结构之中。之后，随着南都将移动战略视为报社面对新媒体冲击的重要战略，到2015年6月，该报又成立了移动媒体部，目的是整合技术团队以配合生产移动新闻产品的需要，在这一改革中，数据新闻工作室从要闻部被并入到了移动媒体部，这一举措的目的是为数据新闻的发展提供更充分的技术人才支持，以促进数据新闻在移动平台上与科技融合有更好的创新表现。

与持续和渐进的管理创新相伴随，在对数据新闻的定位上，南都也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从边缘向核心拓展的努力。如上所述，数据新闻实验之初就出现了打破条线以数据新闻的方式和形态来统合报道的行动，体现了对数据新闻的期许。之后，随着数据新闻超越地方版实验，被报社高层采纳并成立数据新闻工作室之后，这种赋予数据新闻以“中心地位”的举措则进一步体现。数据新闻工作室成立一开始就放在“要闻部”下面，且可以跳过要闻部的主任直接对报社总编辑汇报，足见其对数据新闻的重视。在成立数据新闻工作室之后，该工作室被定位为“虚拟”，其中一个重要的意涵就是希望通过赋予数据新闻工作室以协调其他版面和条线来生产数据新闻的资格，促进以数据新闻为中心的跨部门的协作式的新闻生产。报社高层的这一“定调”体现了该媒体试图视数据新闻为一种改造传统新闻生产机制的新兴生产逻辑的努力。

与《南风窗》相似，南都的数据新闻实验一开始也是在纸媒而非数字平台上展开，因此是纸媒中心的。不过，与《南风窗》的差异表现在，随着移动媒体时代的到来，它反应迅速，将其纸媒实验推向与移动新媒体的平台和技术结合，开始实行纸媒与移动端协同发展的战略。2014年6月这家媒体成立数据新闻工作室之时，即被赋予了运营一个专门的微信公号“南都有数”以及为两微一端，即南都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南都新闻的移动客户端（apps）提供内容的任务。因此，南都为数据新闻创新所搭建的创新结构是双平台的，兼顾纸媒和移动平台。

（三）财新：果断能动搭建强支持性创新结构

与上述二者相比，财新为数据新闻实验所搭建的创新结构则明显具有强支持性特征，它积极能动并果断进行了管理创新，并赋予数据新闻以核心重要地位，且一开始就是以数字化的技术架构为基础，涉及网站和移动端的数字化双平台。

财新的数据新闻创新想法同样最早来自于基层的新闻工作者，它的数据新闻实验始于2011年，由对数据新闻感兴趣的记者H和Zh率先提出。面对来自基层的创新想法和意愿，财新采取了果断能动的方式来为数据新闻的实践搭建创新结构。最初当两位创意者提出做数据新闻的想法之后，很快就得到财新网主编的肯定和鼓励，他们的创新作品得以在财新网上不定期发表。不仅如此，该媒体还进行了行政和组织层面的创新，以为数据新闻的开展创造条件。自2012年5月开始，财新网开始为数据新闻生产专门配备设计师G，G的参与使得这一时期财新数据新闻的可视化表现比前一阶段有很大提高。但是，财新并没有止于这种小团队的作业，而是进一步果断进行了组织创新，2013年10月成立“可视化实验室”，用于专门推动数据新闻的生产。这一专门的实验室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在人员数量的配备上较充分，其最初成立的可视化实验室有8名成员，后很快增加到10名成员；另一个特点是人员构成，除记者和可视化设计师之外，还配备了专供程序开发的程序设计师4-6名。这家组织对数据新闻的重视还体现在，这个工作室由其首席技术执行官黄志敏牵头管理，其本人也参与该可视化工作室的工作，体现出组织在战略层面对其的重视。

与上述管理上的快速持续创新相伴随，在关于数据新闻的定位上，财新也很快体现出了将其从边缘向核心拓展的意愿。从2012年开始，财新就开始专辟了一个频道叫做“数字说”，专门发表这种创新的新闻样式。但是，这家组织并没有止于将数据新闻创新限定于这个“自留地”，而是很快将其推向更为核心的位置，希望让它成为一种变革整个新闻生产机制的引擎进而增进新闻的传播力。这表现在，数据新闻的小团队同时被赋予了配合重大新闻题材进行可视化报道的任务，这一任务受到很高的重视。在其负责人黄志敏看来，这家媒体成立“可视化实验室”的主要目的即是希望挖掘或配合重大题材生产出一些能够充分体现数字科技之可视化潜能的“重量级”作品，并且希望通过这一创新举措赢得行业口碑。

果断的支持结构还体现在物质技术平台上，财新为数据新闻创新提供了网站和移动APP的双数字化平台。这家组织一开始就将数据新闻定位为为财新网而不是纸媒《财新周刊》提供内容。之后，在移动智能技术到来之时，这家媒体又迅速将创新实验的数字化平台拓展至移动平台，要求数据新闻配合这家媒体的官方微信公号和新闻客户端的需要进行创新和生产。

五、“制度嵌入”如何塑造高层创意者的策略选择

那么，面对来自基层的数据新闻的创新冲动，三家新闻组织为何会形成不同的组织回应呢？“数字准备”这一概念将帮助我们进行阐述：正是三家组织各自差异化的“数字准备”构成了他们形成创新决策时的制度语境，限制并形塑了他们的创新决策，三家组织搭建出差异化的创新结构因而可视为它们各自对差异化的“数字准备”做出的回应。

（一）《南风窗》：数字准备不足如何限制组织决策

在2012年数据新闻创新开始之时，《南风窗》的数字准备显然颇为不足。当时，尽管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南风窗网”，但这一网站在组织内部却没有受到足够充分的重视，至少在本文的观察时期2015年，其运营战略仍采取的是“复制”模式，即以刊登杂志上过期的内容为主，更新很慢。而在随后的移动化进程中，尽管已经开始建立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和APP，但尚未建立起明确的移动战略，如公众号的运营团队并未严格配合纸媒，而是由专门的“小编”来完成，其内容很大一部分是在网上搜索和改变一些热门话题。正可谓新媒体旧内容，《南风窗》在这一时期数字化转型体现的是“姿态性融合”，而非实质性融合。与迟滞搭建数字化平台相关，《南风窗》也未能搭建起能够支撑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团队，在我们的观察期，南风窗杂志社一直都维持的是传统纸媒的技术团队，没有增加和扩充人数，整个杂志社仅有一名技术人员，负责杂志社的日常维护以及与外包技术公司之间的联系。与上述数字化战略的模糊关联，该组织仍然维持着传统纸媒中心的工作文化，基于媒介融合的工作文化尚未启动。

数字准备的不足对于南风窗的高层创意者在与数据新闻相遇之时所采取的决策构成了约束。一方面，由于新闻网站和移动平台在组织战略上的重要性偏弱，形式大于内容，它就并没有产生对新兴新闻内容的需求，因此对高层创意者而言，让数据新闻停留在纸媒而非转向网站和移动平台，显得更为合理。不仅如此，这种数字准备的不足甚至会限制高层创意者对于这一新闻形态究竟能够给新闻组织带来何种正向收益的想象，进而削弱对创新提供支持的意愿。正如参与《南风窗》数据新闻工作的实习生X说：“领导并不觉得数据新闻能怎么样啊。”

数字准备不足对高层创意者之决策的限制性作用在一个“插曲”中得到显著写照。该组织最早进行数据新闻创新的记者D在刚开始制作数据新闻不久，就产生了将数据新闻搬上基于移动媒体平台创办微信公众号的想法。当时，微信这一新媒体兴起，各种微信公众号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形成了一种“众媒”生产的格局。在这一环境下，D很快创办了一个微信公号名为“一图观政”，专门推送时政领域的数据新闻，将一些在《南风窗》上发表的内容进行改造，以适合于在微信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发表。但是，《南风窗》的管理层没有对D的这一新媒体实验予以吸纳，而是采取了“默许隔离”策略。所谓默许隔离，指的是报社一方面并不干预或禁止D的行为，默许她在工作之余从事这一实验；但另一方面，报社并不为D创办微信公号提供“机构认证”，基本上也不提供制度化的人力和资金的支持。对《南风窗》而言，不吸纳和“隔离”基层创意者向数字化平台拓展的创新尝试，正是其对自身“数字准备不足”这一制度语境的合理回应，因为在数字化准备不足的条件下，吸纳这一创新冲动可能并不能给这家组织带来明确正向的回报。

（二）南都：渐进的数字准备如何塑造渐进决策

相对而言，南都在前期所积累的数字准备尽管也颇为不足，但它却在后来的发展中呈现出渐进调整的特征。

就数字基础结构而言，南都尽管自1990年代中后期创办以来取得了市场化的极大成功，但却一直未能致力于建设自己的原创新闻网站。由于缺乏一个长远的数字战略，这家媒体自21世纪以来一度相继尝试建设了好几个网站，包括奥一网、鲜橙网和南都网等，但是，由于这些网站一直被定位为“聚合”而非“原创”新闻网站，且与报纸一直采取的是“各自为政”的发展战略，因此并不能视为这家报纸的数字基础结构，这导致其在与数据新闻相遇之时，管理者并没有考虑让数据新闻在网站上开展。不过，这一制度语境对南都而言并非一成不变，南都数字化平台的不足在随后不久随着移动传播时代的到来被很快补上，它于2014年开始建立自己的移动应用（app），并开始尝试和允许组织内不同的团队或个体建立各种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考察期间，南都内部出现了上百个由部门或记者自己运营的各种公众号。

就技术团队而言，南都的数字准备和《南风窗》一样并不强。不过这一技术团队不足的状况到移动互联网的冲击到来之时有所改变，在这一轮的移动媒体冲击中，南都决定直接迎面移动互联网的挑战，做适合移动互联网的产品，因而开始尝试建立了拥有专属技术人员的“移动媒体部”。不过如前文所述，这一承担了技术支持之功能的移动媒体部仍然较为弱小，且并不稳定。

而从融合文化来看，早年一直以纸媒为中心的发展使得南都在2012-2015年我们的观察期间，其工作文化仍然是以传统纸媒为中心，并未出现显著的“融合文化”。但是，尽管与科技融合的工作文化尚未开启，但南都相对积极的数字化转型意识使得这家组织产生了较强的创新文化。自2010年以来，南都这一组织内部即逐渐酝酿形成了一种“创新/创业文化”。这种创新/创业文化不仅存在于管理层，而且弥漫于基层的记者和编辑，这意味着，南都的上上下下都产生了强烈的创业意识，我们所访问的记者和管理者身上都体现出这种跃跃欲试的特点，他们喜欢思考如何面对新媒体的冲击转而塑造新的适应新媒体平台的“产品”，也喜欢思考在数字化冲击下如何探索新的商业模式，这些言语在我们的访谈中往往自然流露出来。

上述中等但渐进的数字准备构成了南都的高层创意者在与数据新闻相遇之时的制度语境，这一制度条件一方面对南都高层的应对策略构成约束，使得其难以一步到位为创新实践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也赋予了高层管理者采取渐进策略的合理性，使得其愿意不断通过灵活调整来为创新搭建一个具有一定支持性的创新结构。换句话说，以渐进和持续的策略来回应创新成为这家组织在制度嵌入下的合理“处方”。

（三）财新：充分的数字准备如何赋能支持性决策

与前两者相比，财新则是一家拥有较为充分的数字准备的媒体组织。这表现在：首先就数字物质建筑而言，该组织从2009年即开始着手建设自己的网站，于2010年1月正式上线，经过几年的经营，该网站已经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原创新闻网站。该网站更新及时，拥有多个栏目，较为充分地应用了互联网的多媒体性和交互性，这包括，拥有多媒体报道的栏目，按照用户偏好进行新闻排序，在新闻之后设计有评论区，并且将评论区与社交媒体评论如微博进行打通等。其次，作为一家立足原创的新闻网站，财新在过去这些年已经逐渐搭建起了国内纸媒当中较为超前的技术部门。在本观察时期，该技术部门稳定在40人左右，这在国内的新闻组织当中居于前列。而从融合文化来看，财新较早开始的数字化战略使得它一直非常重视在组织内部培育“文理融合”的工作文化，由于网站的搭建、多媒体和可视化的报道等均需要懂数字编程的技术人员的参与，该媒体在过去这些年一直致力于推动科技人员与新闻人员的相互融合。根据访谈，其主编胡舒立一直主张将新闻专业主义与科技进行结合，而可视化实验室则是这种融合文化的体现。

这些良好的数字准备构成了该家新闻组织的高层创意者在进行创新决策时所嵌入的制度性条件：一方面，由于发展新闻网站在组织战略上的重要性很强，它就对新兴新闻内容产生了需求，尤其是，新闻网站以及移动app都对于如何在网站上更好地表达新闻，从而获得好的传播力，产生了很高的需求。对高层创意者而言，创造好的结构来发挥数据新闻与科技融合的创新表现，以满足这一内容供给的需求，即成为这种条件下的合理选择。不仅如此，充分的数字准备也鼓励了高层创意者对于这一新闻形态究竟能够给新闻组织带来何种正向收益的想象，使得这家新闻组织的管理者在面对基层的数据新闻创新冲动之时，能够显著地认识到这一创新的新闻形态可能给新闻组织带来的正向收益。比如，除了为数字化平台提供内容供给，财新的管理者对于数据新闻还有两个明显的期待，一是期待这种通过可视化来进行新闻表达的形式能够比传统以文字为主的报道形式更吸引读者，为app带来流量；二是期望它所代表的创新性能为这家媒体带来行业口碑，也因此这家报纸很重视通过这些创新形式的作品去申报各种行业奖项。因此对财新而言，发展数据新闻颇为重要，除了提供内容，吸引读者，甚至成为了其品牌策略的一部分，通过赢得行业声誉有助于其建立品牌效应。在这一条件下，对创新的强支持因此成为上述制度语境下的合理选择。

六、创新的常规化：

“制度嵌入”如何塑造基层创意者的策略选择

上述高层创意者所搭建的创新结构构成了基层创意者进行创新实践的基本语境。下文的分析将表明，三家组织的基层创意者之所以形成差异化的创新模式及创新表现，正是其在各自所处的创新结构语境下的策略性选择，或者说，正是各自组织所提供的创新结构与这些基层创意者之创意想象/能动性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南风窗》：受限的创新表现与受阻隔的创新想象

《南风窗》为基层创意者提供的是以纸媒为中心的迟滞保守的创新结构，这一物质基础首先对其创新实践构成了限制。

由于并未能为数据新闻提供数字化平台，因此其基层创意者只能在纸媒上展开创新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常规化的实践模式。《南风窗》所建立的数据新闻实践的常规化模式可以用他们自己进行的两种区分——“图说”和“报告”来进行概括。其中“图说”主要用于刊登对单一新闻主题的图表化报道，所涉及的数据分析方法一般较为简单。“报告”则往往是对一个更广泛或多个新闻主题的图表化报道，一般由多个图表构成，图表之间有逻辑连接，所涉及的数据分析方法往往也更为复杂，其目的往往是严肃和深入地阐释一个相对更重大的新闻主题。这一类型化的模式表明，《南风窗》基层创意者将创新的方向主要聚焦于数据维度，意图通过对数据的创造性分析来实现创新表现。在此条件下，受制于纸媒的介质所限，数据新闻中与科技融合的创新维度如动态可视化和交互等则无从体现。

以纸媒为中心的、相对迟滞的“创新结构”不仅限制了《南风窗》的基层数据新闻实践与科技融合的可能，而且阻隔了基层创意者的创新想象的实现。前文所举的基层创意者D创办的“一图观政”公众号不被组织吸纳，恰恰说明了基层创意者的数字化想像受阻或无法落实。

（二）南都：渐进延展的创新想象与创新表现

与《南风窗》高度类似，南都早期的数据新闻实践也聚焦于数据分析，重视数据维度的创新。基层创意者Z和她的团队采取了与《南风窗》相似的类型化实践模式，只不过，他们用了不同的名字来区分，分别叫做“图解”和“数据的深度挖掘”。但是这一类型化模式随着数字平台的开启而得到改变。随着南都在组织层面形成鲜明的移动媒体战略，Z和她的团队很快开始转向移动平台实验数据新闻。她们建立了一个名为“南都有数”的微信公号，与此同时，报社也要求这一团队将他们的数据新闻作品上传给官微以及官方客户端，以让数据新闻作品有更多元的平台呈现。

组织层面向数字移动平台的拓展战略进一步拓展了Z及其工作伙伴对于数据新闻的想象和认知，也为Z的创新想象提供了可落实的空间，促使他们在新的数字化想象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这一时期，Z和她的工作伙伴开始有意识向与数字科技融合的维度拓展，致力于在拓展数据交互性和动态可视化上有所作为。如果说在数字化的初期，他们采取的仍是“重置模式”，即，在移动平台上推送纸媒“产品”的复制版的话，这一状况随后很快得到改变。纸媒上所采取的常规化形态显然已经不能满足Z和她的团队对于数据新闻的延展想象。Z说：“在数字平台上，我们就要做更多的交互，给读者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服务。”这一时期，Z和她的同事引以为豪的被称为“轻应用”的一类数据新闻作品即体现了他们的创新向交互维度的拓展。例如，2014年针对当时关于“延迟退休”议题的热点讨论，Z和其团队即设计了一个具有交互性能的“延迟退休计算器”，输入简单资料，就可立即得到自己的退休年龄。这种形态的数据新闻往往侧重于不仅为用户提供特定主题的深入解释，又为用户提供探索数据和参与创造的机会,因此体现了在交互性上的创新。

南都逐渐向交互这一维度进行创新的转向，不仅是数字化物质平台对其产生的期待，同时也是基层创意者在该组织所搭建的创新结构下的合理选择：组织层面的支持性举措，如建立了移动媒体部并招募了交互技术设计师等都为Z和她的团队成员提供了支持，使得她们得以产生与科技融合的创新想象并落实于实践。

（三）财新：与科技融合的创新想象与创新表现

财新的基层创意者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数字化双平台（网站和APP），这构成了其展开创新实践的物质基础，使得他们更有机会在与科技融合的创新维度上进行拓展。这家新闻组织的基层创意者尽管在最初开始数据新闻尝试之时，其思路与南都和《南风窗》的基层创意者高度类似，注重于数据统计维度，希望通过好的数据分析来实现新闻价值，但由于在数字平台上实验，他们很快就跳出了仅仅关注数据分析的维度，而转向了探索如何与数字科技进行结合，将重点放在了可视化和交互这两个在数字技术条件下更可能被赋能的维度。

对可视化和交互维度之创新的重视进一步受到这家组织管理层的重视和支持，也成为其负责数据新闻创新的“可视化实验室”的中心任务。“可视化实验室”的成立表明这家新闻组织在组织层面对于创新应该如何开展以及开展的目标是什么逐渐形成了明确的看法。这一看法的核心就是，希望数据新闻团队的成员能够通过运用数字技术的赋能，使新闻主题尤其是重大新闻题材能够依托可视化和交互技术在数字平台上获得更好的呈现。在管理者看来，一方面，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可视化是数字时代新闻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是数字技术的赋能，新闻组织有义务抓住这一机会更好地实现新闻表达；另一方面，对组织而言，充分抓住技术赋能实现新闻的可视化和交互性表达也有助于这家新闻组织创立并维持在新闻行业的口碑和创新引领地位，对组织品牌的正面意义不言而喻。因此，对财新的基层创意者而言，领会并执行这一来自组织的期待和需求，并将其落实于实践便成为这一制度语境下的合理选择。

这一基层实践的结果即是，财新在动态可视化方面获得了较强的创新表现，这可以从它的多次得奖作品中看到。财新的多个数据新闻作品获得行业奖项，为这家媒体赢得了行业口碑。例如，荣获2014年腾讯“年度数据新闻”奖以及国际新闻设计协会（SND）多媒体设计奖的作品《周永康的人与财》用生动的视觉形式呈现了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复杂的人际关系，进而揭示了周永康家人和其部属非法攫取巨大财富之道。另一个被行业广泛称道的获奖作品《青岛石油管道泄露》则充分体现了交互在数据新闻呈现中的作用，在这则报道中，实验者将记者从爆炸现场传回的照片、视频以及部分文字报道嵌入到地图当中，读者可以通过点击地图来直击事故现场。

也正是在财新所搭建的目标明晰的“创新结构”之下，其基层创意者发明出了与《南风窗》和南都等都不同的对于数据新闻的类型化实践方式。它更多是围绕创新所要求的人力物力来进行划分，将工作分为“轻量型”和“重量型”两种类型，以维持创新的需求与日常提供新闻供给的需求之间的平衡。前者不要求有高的创新性，主要任务是为网站栏目提供供给，满足日常版面对新闻内容的需求，后者则对创新性有高要求，配备的人力物力和政策支持均更充分，其目标是实现更积极的创新。这一类型化方式同样可以看作是基层创意者对于这家组织明确的创新期待的合理回应。

七、结论与讨论

总体而言，为回应将新闻创新过程理论化的挑战，本文引入了制度主义为新闻创新研究尝试建立了一个兼顾个体与组织、结构与能动性的分析框架，并通过对我国数字化转型初期三家新闻组织发展数据新闻过程的分析检验了这一分析框架的适用性。这一框架的核心在于，将新闻创新理解为一个生成过程，是新闻组织内部高层和基层这两个层次的“制度嵌入”的“创意者”跟随制度逻辑（institutional logic）进行策略性选择的过程。

运用这一框架，本文并对我国三家处于数字化转型时期的新闻组织各自如何发展数据新闻这一新兴新闻样式的过程展开了比较分析，下文尝试通过表格的形式来总结这一经验分析（见表1）。

这一表格体现了制度主义创新研究框架的三个层次，三家组织的创新差异正是通过这一过程被生产出来：（1）组织在早期的数字化准备构成了各自高层创意者在当下形成创新决策的制度语境，其所搭建的“创新结构”是对各自制度语境的回应；（2）组织所搭建的“创新结构”构成了基层创意者形成创新实践和建立实践常规的制度语境，基层创意者即是在各自“创新结构”的限制或使能的条件下建立工作常规，从而形塑创新表现；（3）受制于制度脚本但同时拥有一定能动性的创意者则在各自对创新的认知和想象与制度脚本的互动中形成具体的创新实践。

这一框架的理论贡献有两点。首先它是对技术决定论的批评，按照这一框架，创新是否会发生，主要并不取决于技术本身。近年来，数字技术不断更新，短视频、VR技术、新闻游戏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均成为热门话题，但本研究的启示是，技术的更新并不一定意味着创新的实现，技术更新究竟能带来何种创新后果，均取决于不同层次的创新主体与他们所嵌入的制度语境及其互动。其次，与现有研究中只强调组织/制度对创新行为的塑造或只关注个体成员的微观能动性的观点不同，本文发展的框架兼顾结构与个体能动性。能动性一方面表现在，制度对行为的约束作用并不体现为决定，而是对选项的限定，制度嵌入的行动者仍然具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对创意者而言，选择的方案尽管受限于结构性约束，但未必唯一；能动性的另一表现则在于创意者对于创新所形成的认知和想象上，它们既受制于制度，但也能够跳出制度的约束而与制度语境发生交互作用，进而塑造创新的过程和表现。

在文章最后，笔者希望围绕从制度主义延展出来的路径依赖概念来对本文的现实意义做些延伸探讨。路径依赖概念被广泛接受的一个内涵是，历史起作用（history matters），过往对于后来具有铭刻效果（imprinting effect）。本文的分析即体现了这一路径依赖的逻辑，这尤其体现在，组织在前一阶段所进行的“数字准备”会对下一阶段组织的管理决策及基层新闻创新行为产生影响。在经验案例上，本文的《南风窗》案例尤其体现了这一路径依赖机制所产生的消极作用，它代表的是早期未能启动数字化改革的媒体，导致在后来与创新相遇时只能受制于这一逻辑做出被动反应，从而约束了创新的数字化表现，这一类媒体在当下我国可能并不在少数。

但是，路径依赖概念并不意味着对产生路径依赖的组织的领导力的否定。传统上，人们习惯于将对新兴环境的“弱响应/迟滞响应”批评为领导者缺乏创新意识或思维，认为创新的程度取决于当下的组织管理者是否足够勇敢或足够有谋略。但路径依赖概念所提示的则是对组织“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判断，即，新闻组织的决策理性并非无限，而是受制于他们各自的历史，是结合历史与当下进行“有限理性”之判断的结果。因此，应该将这种决策表现置放到更长期的变迁过程来理解，像《南风窗》这样的纸媒，它们之所以在数字化的变迁中响应迟滞或相对保守，是他们对这一在历史中形成的制度逻辑的合理回应。这类媒体在与新媒体结合之时迟疑犹豫，形成的方案在外界看来可能保守，但对于局内人而言，却仍然可能是符合这家组织当下制度逻辑的最优脚本。

按照路径依赖理论，在各方面都准备不足的条件下，重复旧的路径反而成为最优方案。它必将使得组织的决策选择越来越被窄化，最坏的结果是导致“锁定”（lock in），即组织的选择范围被大大窄化，想要逆转最初的选择或是行动模式会变得越来越难，最后导致某种行动模式被固定，无从转向其他路径。对于今天处于数字化转型的新闻组织而言，对创新进行“弱响应”即意味着可能卷入该困境：即，随着时间的演进，由于转换成本的日益增大、适应性学习能力的丧失以及依赖于旧路径的权力和等级被进一步强化等，一家新闻组织将可能丧失进行路径转换（数字化转型）的能力，正所谓“力不从心”。

但是，今天数字技术不断更新和日新月异的特征将为新闻组织摆脱路径依赖和避免锁定带来更大挑战。这是因为，日新月异的技术将可能让经过艰难努力才创造出的新的路径/制度逻辑在新的时代面前很快变得不再合乎需要，新闻组织需要不断面对转换制度逻辑、打破路径依赖和创新新的路径的挑战。如在web1.0时代所建立起的制度逻辑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可能不再适用，新闻网站的搭建可能很快遭遇移动媒体带来的挑战，好容易搭建起了两微一端的标配，这一旧路径今天又面对短视频平台兴起的新挑战。这意味着，在数字化的今天，新闻组织可能需要持续地处于摆脱旧路径和创造新路径的动态过程之中，面对持续“动荡”。

不过，技术迅速革新的特征也意味着机会，对那些在前一个阶段未能前瞻性地进行路径创造的组织而言，在新的技术到来之时，将仍然有可能抓住契机进行路径创造从而迎头赶上。本文的南都案例即体现了这一点，南都尽管在web1.0时期未能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但是在移动互联时代到来之时却抓住契机积极进行了路径创造，建立起了与纸媒进行竞争的、以移动数字化平台为中心的竞争性制度逻辑，这为这家组织后来的创新开展开启了可能。

在技术更新迅速的时代，制度逻辑的不断更迭将可能成为未来数字化时代新闻组织的普遍样态。对新闻组织及其领导者而言，富有前瞻性地进行新路径的创造，创造那些能够汇合行动者、行为和资源的“十字路口”，从而让旧有的惯习和常规被直面或组合，将是一家新闻组织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12期

囿于篇幅，公号舍去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

编辑 | 高源昊